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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江青

2020年1月10日 社会纵横

1949年3月24日,虽然江青通宵未眠,却异常地兴奋。向来很讲究作息规律的她,这一回规律完全被打乱了。
江青随着毛泽东乘坐汽车抵达河北涿县火车站时,已是25日凌晨2点。
喷着水汽的火车头,带着七八节车厢,正在车站待命。虽说江青当年往返于京沪之间,火车没少坐,这一回却头一次乘软卧车厢。上车之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滕代远,各占一间软卧房间。
平津战役已经结束。1949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天津市,全歼守敌13万余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毛泽东任命黄敬为天津市市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黄克诚。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傅作义率部起义。
毛泽东的专列,从涿县驶往北平。
一路上,毛泽东也显得兴奋。他说:“我以前也到过北平,到现在整整三十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到了一个大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后来才算成了马列主义者。可惜呀,李大钊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涿县离北平不远。清晨,专列便驶抵北平清华园车站,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中共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已在车站迎候。
毛泽东坐进美国20世纪30年代生产的一辆道奇牌小轿车,直奔北平西郊。从此,毛泽东和江青便下榻于那里的香山双清别墅。
就在毛泽东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5时,毛泽东出现在西苑机场,上万人拥集在那里,举行隆重的入城式。毛泽东在那里检阅了部队。一些外国记者听说毛泽东出现在北平西苑机场,纷纷报道毛泽东“飞抵”北平。其实,毛泽东是坐火车前来北平的。
《人民日报》出版号外《毛主席飞抵北平》。北平震动了。中国震动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最鲜明的标志。
江青也为此而兴奋。这意味着,她已成了中国的“第一夫人”。
进入北平之后,毛泽东加倍的繁忙。他要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他要会见各界人士,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他要着手于建立新中国和中央人民政府……
就在这时,就在进入北平一个来月,江青走了,离开了毛泽东,离开了北平。
江青上哪儿去了呢?
1949年5月21日,毛泽东在致柳亚子的信中说:“各信并大作均收敬悉,甚谢!惠我琼瑶,岂有讨厌之理。江青携小女去东北治病去了……”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江青携小女去东北治病去了”,其实是经过东北去苏联治病。
江青先后四次前往苏联治病。这次1949年4月初是江青第一次去苏联治病。当时江青高烧不退,不知是得了什么病。
江青带着女儿李讷以及警卫员、护士和一位俄国大夫,从北平坐火车到沈阳,再从沈阳往北,进入苏联。
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北平有那么多的大医院,那么多的大夫,她看不上眼。她要去苏联看病,借此去国外开开眼界,休养一番。她从未出过国,而那时出国,诱惑力最大的是老大哥苏联那里。
据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一书记载:
在1949年3月期间,江青回忆道,在行进中她已筋疲力尽,自己都怀疑她怎么能在最后的阶段坚持住。当作出结论和安排妥当后,一些领导人没有在主席的授意下,就决定:由于她身体虚弱,把她送往莫斯科进行“治疗”。
为什么她患有重病还要行程数千里去一所外国医院?多年的冲突已经毁坏了许多中国的医院。在50年代的早期,医疗机构到处都处在可怕的混乱中。于是求助于斯大林,他也有义务进行安排。因此在到了北京几天后,她和几个护士以及警卫员就被塞进了火车。火车穿越了中国的最北部然后进入了苏联,这是她知道的唯一外国。在莫斯科火车站,一辆救护车来接她。医院给她安排了一张“中国付款”的病床。
她终于得以成行。她尝到了“第一夫人”的尊荣滋味。
到达莫斯科,她被安排住在斯大林在市郊的别墅。

李讷随江青一起疗养。苏联很尊重她,因为知道她是毛泽东夫人,后来还安排她到南方黑海海滨,住进雅尔塔疗养院高级房间。对于她来说,从1937年秋进入延安,到1949年春进入北平,在山沟沟里生活了12个年头。如今,35岁的她,可以尽情享受一番,苦尽甘来了。
在莫斯科,江青一称体重,只有42公斤。她的病状是持续发烧。
经过苏联专家会诊,确认发烧的原因是扁桃体炎:先是右侧的扁桃体发炎,然后影响到左侧。苏联医生为江青做了切除两侧扁桃体手术。手术只用了半小时。
据朱仲丽回忆,江青无大病。苏联医生的检查结果是除了官能性神经过敏之外,没有任何器质性疾病,用不着住院治疗。
于是,江青就乘火车旅行了一千多里,到了黑海边上的旅游胜地雅尔塔的疗养院疗养了一个多月。
关于江青在苏联治病的情况,很少见于书刊。1992年俄罗斯《半人星马座》杂志第1至2期,发表了当年担任江青翻译的A.N.卡尔图诺娃的回忆文章《我给江青当翻译》,详细透露了真实的情况。陈立思翻译了此文,发表于1993年第5期《人物》杂志。
卡尔图诺娃回忆说,当时她25岁,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毕业不久,从未当过汉语口语翻译,幸亏江青的普通话很标准。另外,后来又来了一位中方女翻译,她叫林利(当时叫李利),中共元老林伯渠的女儿。
现将卡尔图诺娃的回忆文章摘录于下:
1949年6月,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B.R.格里戈良对我说,江青此行是秘密的(她在苏联用尤苏波娃这个姓),并强调,领导对我高度信任,而我则不得把此事告诉任何人,除非是那些必须知道此事并将与我共同工作的人。他讲了我的职责的大致范围,再次强调说,我应该尽一切努力,使客人觉得在莫斯科如在自己家里一样,使她对在我国进行的治疗、休养和日常生活氛围都感到满意。至于其他的一切工作,在此期间我都可以不做。
那时我只有二十五岁。在上述部门做中国问题初级专员刚刚一年。也许,正是由于年轻不懂事,接受这项任务时我竟然丝毫没有感到紧张不安。
在飞机抵达前我和部领导的代表已经在弗努科沃机场迎候了。江青的身体很虚弱。她是躺在担架上抬下飞机的。我们简短地问候了一下。就同医生护士一起把江青护送到莫斯科郊区一座专门为外国贵宾准备的别墅去。考虑到病人的身体状况,把她安排好,大多数人很快就告辞了,只留下医生、护士和我。这时我才初次体验到紧张:因我还不习惯的这种工作中会发生什么事呢?
卡尔图诺娃十分客观地记述了她对当时的江青的印象:
她身材优美,穿着得体(她穿长裤和连衣裙都同样惹人注目,不过连衣裙只有天气很热并且是接待客人或者外出时才穿),举止文雅。她有一双生动活泼的杏仁似的黑眼睛,五官端正,但牙齿略微向前突出了些,一头漂亮的黑发向后梳,挽成一个紧紧的发髻。十指纤细。身高一米六四。心情好的时候她也会露出富有魅力的、愉快的微笑。
依我看,江青的记性很好。那年夏天和她见过面的人,谁叫什么名字,她一直都记得。她熟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知道差不多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对东欧各国人民民主运动的形势也有相当的了解,更不用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动态了。总之,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私人秘书,长年“泡”在大量的信息当中(这些信息源源不断地送到她的办公桌上),已经修炼得能够毫不费劲地记住它们了。
再谈谈她待人接物的方式。我不得不惊叹她在同来探望她的大大小小的人物交谈时驾驭对方的能力。我看她怎样变换谈话的调子和话题,从来都没有出过差错。对什么人应把握什么样的分寸,她总是测度得很准确。我想,昔日在上海当电影演员的经历对于她是大有裨益的。
关于江青第一次在苏联治病的经过,卡尔图诺娃写道:
从江青到莫斯科的第一天起,她就特别关照,房间里的温度要保持在22—23度。为江青做了一系列的医疗检查。我们陪她前往坐落在格拉诺夫大街上的医院(当时叫克里姆林医院)。我自然是要陪同全过程的,因此能接触到她的病情哪怕是最细微的情况。可是出于纯粹的道德上的考虑,我不打算写出这些,尽管江青已不在人世了。我只能说,我们的医生关于江青病情已无法医治的诊断是对的。后来还是传统的中医起了作用──正是中医治好了江青的痼疾。
时间一天天过去。江青经过住院治疗,身体渐渐恢复。出院后她回到扎列奇的住所,散散步,能打打台球(这是按照她的爱好特地运来的)。
随着身体情况的好转,江青提出要去参观工厂(我们陪她参观了留别尔茨的农机厂),也想了解集体农庄的情况。当然,最常去的还是大剧院,有一次她还在那里会见了谢尔盖·列梅舍夫。她还去过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同当时任院长的塔拉索娃以及该剧院的主要演员进行了座谈。
江青是个自高自大和性格浮躁的人。在莫斯科她就是随心所欲的。而她的喜怒无常,我是很清楚的。
有一天我去江青的单间病房,我记得,是在二楼。在门厅里我看见玛莎(她是库图佐大街裁缝店的裁缝)在埋首饮泣。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要是你赶上了这种事也得哭。我给她(江青)赶了一夜才缝好的连衣裙,让她试试,可是她却不愿试!”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江青的情绪不好。可是,有意思的是,当我走进江青的病房,同她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她根本没提这件事,只是说,她今天不舒服。而玛莎则不得不多等几天再给她试衣服。
在苏联疗养期间,江青最为高兴的事,是见到了斯大林。
那是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指派,秘密访问苏联。斯大林接见了刘少奇,同时也接见了作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
在宴会上,江青站起来向斯大林敬酒。斯大林见她那么年轻,以为她会怯场。她,演员本色,不慌不忙走到斯大林面前,高举着酒杯,像朗诵台词一般清楚地说道:“我举杯,向斯大林同志敬酒,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
斯大林听了江青的祝辞,脸上浮现笑容,说道:“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是你们的幸福!谢谢!我祝愿毛泽东同志健康长寿!”
斯大林高举酒杯,和江青碰杯,一饮而尽。
江青在苏联休养了六个月,才回到北京。这是江青第一次前往苏联治病。

前哨午报 2019-12-16